情绪教育 | 幸福感：新时代心理健康的新诠释

        编者按：

        健康与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论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身的幸福感获得和心理健康问题；而维护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践，也进一步促进了幸福感的实现。俞国良教授认为“追求并获得幸福感，实现人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无疑是完成心理健康实践的过程，更是完成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实现幸福感的过程。”究竟幸福感的成分和心理健康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期访谈我们邀请俞教授为读者进行深度剖析。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健康与幸福就像一对孪生兄弟

何妍：俞教授好！近些年，全社会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关注持续升温，而心理健康与幸福感也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总体上，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俞国良：有关健康与幸福，古今中西的哲贤圣者都曾有过无数的训诫和智慧，且已达成共识：对于一个人，健康与幸福是改善生存生活状况、享受生命和成就生涯的前提；对于一个国家，健康与幸福是创造财富、开创美好未来的根基；对于一个民族，健康与幸福是繁荣文化、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近几十年，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指躯体没有疾病，还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这种新的健康观念使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把心理健康和幸福状态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可以说，健康与幸福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良好的心理健康与幸福状态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开发个体心理潜能，增强学习与发展能力，适应家庭和社会生活，支持可持久的人际生态和环境生态，并有助于安全、高效、快乐地融入社会生活。它既是一种发展资源，也是一项发展目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2018年8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健康第一”的理念；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毫无疑问，健康且幸福地生活着，这是一种极致的生命境界，也是新时代对心理健康宗旨和目标的一种全新诠释，更是对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强盛发展具有特殊战略意义。

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

何妍：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从心理学意义上，如何解释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俞国良：心理健康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具有许多特征，如结构特征、动态特征、主观特征等。心理健康的积极、消极之分是其结构特征，“微笑下的抑郁”是其动态特征，而心理健康的诊断标准不能像患“感冒”一样进行诊断，则是其主观特征。显然，上述种种特征都是表面化、现象化、非本质化的特征， 而幸福感则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因为“从心理健康到获得幸福感”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

在心理学意义上，幸福感主要指直接体验到的快乐、欣喜与愉悦的情绪，以及基于生命质量而产生的对生活、对自己、对社会关系的满意程度的评价。尤指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集合体。这几个概念作为幸福感的主要成分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它们都与心理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一种快乐体验、一种对生活的满意感，并在情绪情感上予以表达。显然，人们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主观想象是一种期盼，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能否正确、客观地认知和接受这种差异，是衡量个体是否心理健康的“分界岭”。维持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实际上就是让人们生活得幸福快乐，至于人们是否真正体验到幸福快乐，则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判断、评价，即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体心理健康奠定了情绪情感体验的认知基础。

心理幸福感强调幸福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是人的心理潜能的完美再现。心理幸福感试图将从古希腊到现代心理学的有关幸福的观念整合到一起，融合荣格的个性化、奥尔波特的成熟形成、罗杰斯的完全功能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等诸家理论，认为快乐虽然属于幸福，但幸福不能仅仅归结为快乐，而是人的积极心理功能的能动反映。人类寻求心理健康、心理和谐的过程， 并不仅仅只是主观情绪上的体验，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更是开发心理潜能、提高心理幸福感的过程。即心理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客观反映。

社会幸福感强调幸福感的社会属性，关注个体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和社会表现。由于纳入了社会取向的因素，而使我们能够更好、更确切地理解幸福感的最佳功能以及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幸福感包含社会融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以及社会和谐五个维度，它从“社会适应”角度被概念化为个体对其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认知和评价，其实质就是社会适应。与此对应，心理健康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适应良好的状态，这样符合逻辑的结果便是社会幸福感最后成了心理健康的社会产物，这也与目前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取向完全吻合。

何妍：前面您分析了幸福感的三个成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以说是横向的一个视角。学习心理学的朋友都知道，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方向，而心理健康在传统心理学研究中更多指向消极的维度。请您从纵向的角度谈谈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本质特征的社会历史基础。

俞国良：我们可以从幸福感研究与概念演变的发展轨迹来看，这是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的历史起点。心理学自1879 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对心理病理问题的研究上，这使得心理学几乎成了病理心理学的代名词。在这种研究取向下，心理学为心理疾病的治疗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使得心理学成了专门为一部分人服务的学科，使得学科的发展道路变得单一化和片面化，从长远来看， 势必会削弱心理学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这一点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为核心的积极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并迅速“异军突起”。它强调心理学不仅要研究人或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还要研究人的各种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而对幸福感的研究正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

心理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 年代，虽然研究历史非常短暂，却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结果不但加深了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与认识，拓展了心理健康的研究内容与范围，而且强有力地促进和提升了心理健康研究的绩效，这更是使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直接发生了联系。可以说，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历史演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本质特征的社会历史基础。

心理健康是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何妍：与“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相对应，您也特别强调了“心理健康是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媒介和具体表现形式”，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哪些理由？

俞国良：心理健康作为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内涵上审视，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当属仲、伯之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阐释，心理健康不仅是指没有心理、情绪、行为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障碍， 而且还包括在心理和社会领域维持的最佳功能或积极的幸福状态。这里既有“负面清单”，又有努力方向。再进一步，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内涵固然有相似地方，但幸福感的内涵显然更为深厚，涉及内容更多、范围更广，站位也更高。一句话，所谓心理健康，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幸福状态，一种幸福感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二，从溯源上考察，心理健康需要幸福感的支撑。前面我们讲到，心理健康实际上是一种幸福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来自个体要么根据经验的主观判断，要么根据事实的客观评价，要么根据社会适应的综合评定。自然地，幸福感就成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源泉，而心理健康作为其重要载体或媒介，特别需要幸福感的有力支撑。以主观幸福感为例，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生活满意度、领域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四部分构成，前两者是认知成分，后两者是情绪成分。这些心理维度都是支撑并构成心理健康结构的核心成分。再深入考察，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来看，其中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心理健康凭藉社会文化的媒介从而得到幸福感的支撑。目前，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大量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对个体心理健康及心理和谐发展的影响。这种带有鲜明幸福感价值取向的“美德”，不但体现了有关心理健康的主要特质，而且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心理健康的共同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幸福感的“反哺”作用。

第三，从目标上解析，心理健康的价值追求就是幸福感。毫无疑问，人格是心理健康的核心，也是幸福感的基础。在有关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研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大五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开始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外向性和神经质两个维度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研究结果，即认为外向性与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有关，与负性情绪无关，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而神经质与消极情绪有关，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可见，仅仅是大五人格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两个维度，就彻底“绑定”了幸福感，又顺便“捎上”了心理健康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产品（如智能手机等）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其获得幸福感。

第四，从结果上考量，心理健康应是幸福感的副产品。以幸福感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对心理健康发挥的重要影响为例，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缓冲生活压力的消极影响，并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社会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等基本心理需要，并通过三种需要的满足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例如，来自老师的支持有利于帮助学生提升对自己自主性与能力的观念，来自同伴的支持能够满足其对关系的需要，增强其关系满足感。这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因素对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这种社会支持的中介或调节因素进而作用于个体的幸福感，最终表现为他们的幸福或适应状态。也就是说，社会支持作为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或调节变量”，作用于个体的知、情、意、行等心理过程，同时也有效影响了心理健康水平，即心理健康成了幸福感的副产品。

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何妍：从前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是否提示我们，考察心理健康的时候需要纳入幸福感要素，反之也是一样。

俞国良：是的。对幸福感的孜孜追求，使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心理健康；维护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践，也使幸福感的实现进一步成为可能。幸福感业已成为新时代对心理健康的一种新诠释，而心理健康作为个体能够正确思考、表达情绪、相互交流和享受生活的基础，其对人健康成长的有力推动，使自我得以充分实现。从这个角度说，追求并获得幸福感，实现人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无疑是完成心理健康实践的过程，更是完成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实现幸福感的过程。

可见，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考察心理健康时，不仅要纳入幸福感要素；在考察幸福感时，也要纳入心理健康要素。即必须充分考虑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及其要素间交互作用后产生的协同效应、叠加效应。

何妍：也就是说，不仅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会相互影响，它们的成分或构成要素也会影响到对方。请您首先谈谈心理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具体是如何影响的？

俞国良：心理健康影响幸福感的内容。幸福感和心理健康都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在活动与实践层面，最终落实幸福感具体内容的载体，就是心理健康。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23日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曾指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健康。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后边的0，1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确实，健康、心理健康相对于经济建设是“软件”，但相对于幸福感却是“硬件”。心理健康投入的人才、队伍和资金是实现幸福感必需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健康的知、情、意、行等内容也深刻影响着幸福感的内容。

具体来讲，在认知方面，智力正常是心理健康的保障，决定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劳动，获得物质生活上的保障和满足，从而产生物质满足感带来的幸福感；物质生活的幸福是人获得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但人的幸福感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

情绪情感方面，心态平衡与心情愉快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情绪稳定，心情乐观、愉快不仅能够改善个体的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进而直接增进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促进个人成长、心理潜能发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协调而有效增进人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意志方面，良好的意志力是个体在学习、工作中克服困难和挫折，在逆境中奋发图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重要品质保障，意志健康能让人产生社会贡献带来的意义感和幸福感，让人相信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相信自己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

行为方面，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生活与社会适应，行为协调能让人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获得安全感、自尊感、归属感等基本心理需要，这是幸福感和自我实现的基础。此外，反应适度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容。心理健康的人的反应是既不过于敏感，也不过于迟钝，这有助于人的情绪稳定，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最终实现幸福感或处于幸福状态。

何妍：反过来，幸福感及其成分是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呢？

俞国良：幸福感主导心理健康的方向。追求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标，也是所有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所谓“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但幸福不是品质，而是体验与感悟的过程，因此，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追求幸福并从事幸福活动的人会有一种崇高的目标驱动，他们能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需要克服活动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各种困难的情境中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心理潜能，其中的酸甜苦辣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只有心理健康的自我实现者才能完成。

具体来讲，主观幸福感决定心理健康的性质。主观幸福感侧重于从人们的情绪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来看待心理健康，其不同的生活满意度认知，以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所占的不同比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适应状况与情绪情感调适程度，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即决定了心理健康积极或消极的性质。

心理幸福感决定心理健康的效果。心理幸福感不仅关注人们的情绪体验，更关注人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其自我接纳、个人成长、生活目标、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环境掌控和自主性程度，均会直接影响个体对心理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而这种“自我决定倾向”对心理健康的效果至关重要。特别是对自己的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的正确认知，不仅是推动自我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幸福感的充分条件；不仅是心理健康的最低要求，也是促成其人格发展的基本养料。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积极人格特质如勇气、乐观、人际技能、信仰、希望、忠诚、坚忍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心理障碍和心理疾患的侵蚀。

社会幸福感决定心理健康的发展路径。社会幸福感重点关注社会存在价值对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即幸福感在社会环境下的积极社会功能。这就要求人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承认并接受个体间的差异，充分认识到个体生命的独特意义；相信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有无限的心理潜力，可以积极地发展和成长，并认为自己的日常活动对社会和他人有价值；同时，也要求他们对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保持兴趣、充满乐趣，并认为这些活动和实践有意义、有价值，进而表现为对社区的归属感、舒适感和支持感。把心理健康纳入幸福感的目标体系中，符合幸福感的最佳实现路径，从而使个体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更有效地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何妍：一方面，心理健康的内容影响着幸福感的内容；另一方面，幸福感也主导着心理健康的发展方向。二者不仅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

俞国良：是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是相互影响且相互促进的关系。毫无疑问，一个正常的社会，无论怎样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同样，幸福感也有不同的取向、不同的范式。主观幸福感主要从个体层面探讨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主要从群体层面探讨幸福感，而社会幸福感则主要从社会层面探讨幸福感，三者协同配合共同对心理健康发力、发威，并最后成为其新的诠释。而心理健康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社会问题，同样需要在个体、群体、社会三个层面及时发现问题，进而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为方向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来解决问题。

何妍：照此思路，您认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如何更好地统一于良好社会心态培育的过程中，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促进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方面将发挥什么作用？

俞国良：心理健康既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也是一种切实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心理健康能够启发我们系统思考和厘清转型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内生性地建构相关理论和知识，再进一步将这些社会问题作为实验靶场进行理论检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心理健康能帮助我们发现、评价、选择和解决主要的社会心理问题。显然，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幸福感作为人们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 对分析和解决这个特殊社会问题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幸福感的追求过程中，时时刻刻离不开心理健康的支撑，因为离开心理健康的幸福感，失去了发展的现实基础，难免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问题的评价和选择过程中，是否偏离了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目标，成为评价和解决问题的标准——哪种社会问题距离良好社会心态的目标最远，便被选择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幸福感又为此树立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不仅要减少、消除消极社会心态，更要培养、激励积极社会心态。

换句话说，良好的社会心态将为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两者统一于积极的社会心态培育中。健全、务实、高效的心理健康能为幸福感扫清障碍，也会自然过渡到幸福感；而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则是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是幸福感的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从心理健康的新诠释——幸福感开步，牢记、夯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活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团结的幸福、和平的幸福、平安的幸福、健康的幸福、蓝天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劳动的幸福、共享的幸福”，必然会走向良好社会心态培育、积极社会心理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不仅符合人类思维逻辑，也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本文刊载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2年第19期。